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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制造业不能过度虚拟化?

或许是我作为保守主义者的偏见,依我之见,尽管容易受到资本市场的“偏见”,但相较于金融等其他“看上去很美”的产业,实体制造业才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动脉。

理由当然有很多,我这里只说一个非经济逻辑的原因,那就是:相比于金融业和虚拟经济的灵活轻快,由于“实物资产”的庞大底盘,实体制造业和各种社会要素的嵌合更“扎实”,与所谓“国运”的联系更紧密。

举个例子,要知道,任何一个成规模的制造业园区,都会对周围的真实世界提出苛刻要求:比如,运转顺畅的交通系统;平稳的电力和能源供应;劳动技能和素养均完备的工人;训练有素且规模庞大的工程师群体;与整个工业园区配套的居住,餐饮,医疗,教育等硬件设施;地方政府稳定的行政治理能力……等等。

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园区甚至工厂,都不是一座孤立的岛屿,而是真实社会的一隅,它们共同拼凑出一个叫“国家建构”的东西:只有在一个综合环境相对稳定的社会土壤里,制造业才会生根发芽,遍地开花。

而或许依旧属于某种偏见,相较于脚踏实地的实体制造业,给人的感觉,金融业更像是一根虚无缥缈的风筝线:它高高在上,却拒绝扎根;它拥有某种与生俱来的“过客感”,总是与能让一个国家更具凝聚力的那部分力量若即若离。

所以,在一些学者眼中,倘若以国家建构或者说长治久安为使命,那么一个社会的“主逻辑”应该是生产型,金融逻辑应该是实业兴旺后产生的一个风险型的“副产品”。

之所以今天谈及这个,是因为不久前去苏州出差,走访了一家主要做CNC加工和半导体切割的制造业企业,他们的创始人说了一个很触动我的观点,大意是:实体制造业需要重资产投入,但由于财务体系(比如设备折旧)等投资逻辑的考量,资本普遍不愿意进入实体制造业;而有些民营企业自己在做资产投入时,如果它的规模很小,那最后结果很可能是,过去几年企业生意很好,但不知是“生意好”的原因还是结果,最终它一定是让你不断地用收入买设备——换句话说,几年之后,蓦然回首,才发现你的财产都是一堆设备。

嗯,听起来确实有违直觉,但在我看来,仅从金融逻辑上,这确实是制造业的软肋,但倘若从更高的视野俯视,它可能却是整个社会发展的铠甲。

为什么中国制造业不能过度虚拟化?

最近,Netflix拍的纪录片《美国工厂》火了,也让科技媒体的目光暂时从新经济,转移至聚光灯外的制造业。在《美国工厂》里,一段对福耀中国工人厂区生活的描述(尤其是工厂晚会和集体婚礼),让人依稀体会到工人对“工厂”二字的身份认同感。

从纪录片里可以发现,大量陌生的年轻人,在工厂里形成了一个微缩的人情社会。尽管其释放出的集体主义情绪,令许多浸润在大城市的职场人稍感陌生甚至不适,但在现实层面,由于自身的庞大体量,福耀厂区本身就已构成一个迷你社会,并在经济,政治,乃至气质上,与福建福清这座城市的发展血脉相连。

其实如今的年轻人已经没有太多“工厂记忆”,但连同弥漫在旧时代的工业气息,这种记忆却在父辈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尽管在如今的商业社会,“工厂办社会”已被专业的市场分工淘汰,但制造业巨头之于一座城市的“根基”作用依旧存在。

一个不错的案例,就是富士康在郑州的落地。

众所周知,2010年,为了争取富士康工厂落户郑州,河南省和郑州市可谓倾尽全力。因为他们深知,巨型制造业企业自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它势必会对整座城市完成脱胎换骨的改造作用。

不谈对当地人力资源的吸纳(这个非制造业巨头也能做到),就以基础设施为例,要知道,地处中原的郑州机场,位于中国航空网的中心位置,但在2010年之前,机场附近基本还是食品和钢铁加工等低附加值产业,航空港的区位优势并未得到充分发挥。而当富士康来到郑州后,凭借高附加值的手机生产业务(以及被吸引来的一整套产业链),立即盘活了这一优势。

此外,郑州航空港还从富士康争取到了物料仓储分拨中心(原来在香港),全球苹果手机的维修都可以在新郑保税区完成,这极大带动了航空港区飞机货运量和货值的增加。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当初为了吸引富士康,当地政府承诺扩建机场等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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