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代工厂？

多数人不了解富士康的业务，对它的印象仅限于“工人跳楼”和“苹果的代工厂”。

的确，早期的富士康，确实是代工厂。（富士康，是鸿海精密大陆工厂的统称。）

1974年，郭台铭在台湾创立鸿海塑料，提供将零件组装成电脑的代工工作。1988年，郭台铭发现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暗藏着许多商机，于是，他放弃在东南亚设厂的机会，毅然在深圳建厂。这一年是富士康的起点，借助改革开放与外商投资政策，依靠内地工人降低生产成本，富士康不断的拓展外销产业，业绩增长迅速。

1993年，富士康在苹果的低谷时期争取到了IMAC的订单。2002年，富士康踏入PC主板行业，3年后，鸿海出货量直逼行业巨头华硕、嘉技、微星、精英等传统主板大厂。2007年，苹果推出了第一代iPhone，郭台铭与乔布斯见面并达成合作。对富士康来说，这是走向“全球最大代工厂”的重要一年。

从2000年开始，美国每年排名前10的IT产品，有6种是有富士康生产的。逐渐地，富士康成为全球精密制造与先进制造业的产业巨头，并先后在中国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到环渤海、从西南到中南到东北建立了30余个科技工业园区、在亚洲、美洲、欧洲等地拥有200余家子公司和派驻机构。高峰期时，富士康全国员工一度高达139.1万人，成为雇佣人员最多的超级企业雇主。

撕掉“代工厂”标签第一步，转型“互联网商业”

“希望各位不要说我们是工厂，”郭台铭在一次公开场合中表示，“我们不是工厂，而是智能制造基地。”

根据富士康公布的财报来看，富士康生产iPhone X的利润已经跌了40%。据说富士康每组装一台iPhone手机，其流水线只有不到4.5美元微薄利润。即使如此，苹果对富士康而言依然相当重要，一旦失去苹果订单或苹果销量下滑，对富士康而言无疑都是沉重的打击。所谓的“国际代工”，在创造就业机会和利润的同时，其背后更多的是辛酸。

作为传统企业的代表，富士康不甘心为他人做嫁衣，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开始摩拳擦掌，想要大干一场。

2010年，富士康推出了“门店+网站”的体系构想。2013年，富士康又推出了拓展品牌的在线销售渠道“富连网”。2014年，富士康子公司FIH Mobile从国外挑选创业公司，要创办自己的硬件创业公司孵化中心。2015年，从天猫平台撤下，富士康计划建设独立的业务部门经营富连网。

然而——这些尝试都失败了。

与初创企业相比，富士康固然拥有绝对丰富的资源，但是对互联网商业运作模式的不理解却是实实在在的硬伤。有媒体评价称：对富士康而言，代工一直是主要业务，其获取的利益远超过“转型”之后的互联网商业。当一种赚钱更为容易和熟悉的技能要被“抢夺”之时，传统企业中一定会出现很强的抗拒力，并且这是员工的一种自然反应。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转型远比创业要艰难的多，尤其是对于传统企业而言。

另外，富士康在做电商之时仍然沿用代工思维。作为制造企业，富士康崇尚标准化和流程化，过于注重模式，加之内部僵化的管理体制，这一套用在瞬息万变的电商行业必然难以成功。

合乎情理的，这一步转型失败了。

撕掉“代工厂”标签第二步，转型“工业互联网”

在今年5月17日的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上，郭台铭提出“工业互联网将是中国工业的出路，也是整个实体经济的机遇” 。

是了，富士康要转向“工业互联网”。

日前，郭台铭在与博时基金总经理江向阳见面时曾表示，工业互联网是鸿海集团近五年转型的重要方向，是在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将互联网技术、智能系统融入到传统制造中的重要载体。

工业互联网，指的是通过智能机器间的连接，实现人机连接，并结合大数据分析和软件重构全球工业，激发生产力；是全球工业系统与高级计算、分析、感应技术以及互联网连接融合的结果。

郭台铭认为，工业互联网平台具有三大特征：网络效应、马太效应和替代效应。

网络效应：工业互联网连接的人、机、物的数量远远大于消费互联网平台连接人的数量，PTC预测，到2020年IOT设备接入数量将达到500亿+。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价值将是消费互联网平台100倍，甚至“富可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