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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实力正以多快的加速度逼近美国?

2016-05-03 09:01
孤身万里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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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重剑无锋,大巧不工

  综合以上对科学论文、专利、科研人力、研发经费、生活质量、工业水平的讨论,就得到了前边说过的结论:中国的科技水平处于第一集团,跟美国有显着差距,但属于同一级别。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论文和专利表示的是科技的增量,而不是存量,正如GDP表示的是财富的增量,而不是存量。由于我们爆炸式发展的时间还比较短,科技和财富的存量可能还不如其他一些国家,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国家还有老本可以吃。但是在各种增量指标上,我们都已经是数一数二的了。

  而在这些增量指标的增速上,即增量的增量,我们毫无悬念是世界第一,如前面说的2014年WFC比2013年增长14.9%,发明专利申请数增长12.5%,其他国家不下降就不错了。这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在快速发展,科技投入在快速增加,即使其它条件都不变,科技产出也会快速上升的。正如一句老话: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有人有钱就能搞好科技,这个道理虽然正确,却不容易让人相信,因为许多人特别不自信,说得好听点就是太有忧患意识,忧患过头了。

  1999年左右,杨振宁到科大演讲《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结论是:“以下的几个长远的因素是使得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能够有辉煌的科技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一个是需要有聪明的年轻人,有头脑做科学研究;第二是需要有重视纪律、重视忍耐心、重视勤奋的社会传统;第三要有决心;第四要有经济条件。……中国在20世纪里有前三者,到了21世纪我认为将四者具备,所以我对21世纪中国科技的发展是绝对乐观的。”

  当时我十分不以为然,因为中国有太多的问题,腐败,专制,贫富差距,世风日下……所以,杨先生,您是不是老糊涂了?后来随着眼界的扩大,却越来越发现杨振宁讲的是完全正确的。他这些道理看起来很质朴,简直土得掉渣,但却是“重剑无锋,大巧不工”。这正应了《道德经》里的话:“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9、美国的昨天和中国的今天

  其实从历史上看,经济强国科学崛起几乎是必然的,过程比一般人想象得直截了当得多。

  19世纪末,美国已经是全球最有活力的经济大国,但科学水平还很低。1883年,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亨利·奥古斯特·罗兰(Henry Augustus Rowland,1848—1901)做了一个演讲《为纯科学呼吁》,被后世称为美国科学的独立宣言。

  他在演讲中激烈批评了美国科学的状况:

  “美国的科学只存在于未来,它没有今天和过去。……我们厌倦平庸,这是我们国家所遭受的诅咒。……难道我们总是匍匐在尘土中去捡富人餐桌上掉下来的面包屑,并因为我们有更多的面包屑而认为自己比他更富裕吗?……教学工作会消耗大部分精力,这也是绝大多数在教授职位上不进行任何科学工作的人的一个借口。

  ……这类的事实(按:美国的许多所谓大学只有几位教授、十几名学生和几万美元的经费)只会存在于一个民主的国家,它所自豪的是将所有的东西都降低到同一层次。……要让他们(按:美国的大学生)知道他们只接受了一半的教育,他们与世界上的一些人相比如原子般微不足道。……那些拿最高薪水并拥有教授职位的人今天所做的事绝对不是纯科学研究,而是科学知识的商业应用,目的是增加他们已经很高的收入。

  ……如果这位学生被一些当时所谓的好老师所教育,这些老师所知道的只比学生多一点,并常常被学生超过甚至轻视,那么没有人会怀疑这位学生的品味低下。这位学生发现只要他稍加努力,他就能超过他所在的大学中拥有最高荣誉的人;他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天才,工作的动力随之消失了。旁边的小土丘让他感到自己是一个伟大的人,但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他无法比拟的大山。

  ……在美国人的心中,期望与赌博的欲望被混为一谈,除了它们的名字不同之外,每个机构都在混沌中昏睡,期望时间的流逝能带来繁荣昌盛。……有太多的地方学会被冠以大而不当的名称,每个学会都有自己的知名人士,他们有特权将他们在早晨散步时发现的某些多出一支脚的螃蟹描述为无价之宝。

  ……它(按:美国科学院)没有办法获得像伟大的英国皇家学会、或者是在巴黎、柏林、维也纳和其它欧洲首都和大城市的伟大学院的地位。……在科学方面,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版过或者即将出版任何中小学教材以上的书籍。……我们国家所做的物理学工作还不足以支撑一个物理学期刊。”

  看到这些,你会觉得美国的科学弱爆了。当时肯定也有很多“良心”人士宣称美国不可能搞好科学

  。但他又说:“慷慨给予是美国人最优秀的品质,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将会在将来的资金中得到支持。……美国人在小事情上不缺乏发明和创造,当同样的精神被用到知识和对科学的热爱上时,它就会变成研究的精神。”

  罗兰的结论是热情洋溢的:“我们知道这个国家前进的速度:我们看见城市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其它的宏伟事业也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前进。我们看见了正在建造的物理学实验室,我们看见了对接受过全面训练又不惧怕数学的物理学家的大量需求,需要他们做教授或加入到所谓的现实生活中。也许我们与所有真正的美国人有着同样的感觉,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繁荣昌盛的未来,我们将努力成为世界科学的领导,就像我们今天努力成为世界财富的领导一样。”

  当时的美国和现在的中国是多么相似!

  罗兰说美国的物理学工作还不足以支撑一个物理学期刊,这正好引出另一个有趣的故事。美国物理学家伊西多·艾萨克·拉比(Isidor Isaac Rabi,1898—1988)年轻的时候去欧洲留学,发现美国的物理杂志《物理评论》是被一年一次用船运过去的,说明在欧洲科学界看来美国的物理研究根本不值得重视,用不着及时看。

  拉比暗下决心,回国后担任了《物理评论》的主编,和同事们把它打造成了世界物理学界最著名的期刊之一,并且自己因为发现核磁共振获得了194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美国化学家莱纳斯·卡尔·鲍林(Linus Carl Pauling,1901—1994)也是在去欧洲留学之后,把美国的化学提升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并因为提出价键理论获得了195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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