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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琢:“独特”的经理人 不一样的精彩

—— 读《我与商业领袖的合作与冲突》有感

导读: 理想的公司生态环境首先必须有良好的工作氛围。刚进利德华福时,有人对我说:“李总,你不知道,别看我们利德华福人少,其实有很多山头派系。”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我就说:“大家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能各自山头有各自的利益,可以有不同的见解,但绝不能互相拆台,如果非得有派不可,只有一个,就是李玉琢派。”

  美国作家安·兰德(AynRand)在《源泉》一书里,塑造了一个内心异常强大的人物:建筑师霍华德·洛克。他极度张扬青年志气和自我价值的作为感染了众多美国民众。事实上,他的存在只是为了证明独立个体的珍贵。

  然而,这种独立与个性在中国是稀缺的,尤其是在谈到恍若泥潭的“公司政治”时,自我价值与个性更像一种必然要避讳的缺陷。一本《我与商业领袖的合作与冲突》,让李玉琢成为所谓的“揭秘公司政治第一人”。就是这样一个在争议中前行的经理人华为、利德华福的高管,敏于行,忠于事,有着不菲的成就,却最终都以离职告终。

  “至刚易折,上善若水”,人们总免不了慨叹,如果能在公司政治中多一点妥协和顺变,少一点个性和本真,也许李玉琢早就有了唐骏(学历“造假门”之前)一般的声名。既然为“稻粱谋”,又何谈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

  但李玉琢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选择,在崇尚太极平衡的中国,它因为稀缺而更显珍贵。柳传志和李玉琢是一代人,同样在中年时下海,却拥有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这两种人生轨迹,昭示了两种人生作为:一个是忍辱负重的企业家,为了更高远更深沉的目标,有些妥协,有些手段,只要保有他的那份“底色”(李玉琢语),自然无损其伟大;一个是快意人生的管理者,为了更绚烂的人生,有些委屈,有些舍弃,也在所不惜。

  “无力改变公司政治时的离去,与我做人的原则有关。人在这个地球上只走一次,是否应该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意义的权力斗争中去?我不能,绝不。”对待公司政治,可以有各种价值观,而李玉琢说出了他自己的。

  理想的公司生态环境首先必须有良好的工作氛围。刚进利德华福时,有人对我说:“李总,你不知道,别看我们利德华福人少,其实有很多山头派系。”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我就说:“大家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能各自山头有各自的利益,可以有不同的见解,但绝不能互相拆台,如果非得有派不可,只有一个,就是李玉琢派。”

以下内容部分取自《我与商业领袖的合作与冲突》

  我认为组织在认识上必须一致。我曾经给有的高管发短信要求其辞职,大意是:“你的追求和公司的追求不一致,以你的观念和思想,无法成为大家的榜样。”当一个企业的公司政治非常复杂时,我如果不是主导者,就会选择离开。四通后来权力斗争异常激烈,是我离开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人问:“李玉琢,当初你说过,如果四通还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你,结果你倒提前离开了,为什么?”我的回答是:“现在的四通已经不是当年的四通了!”加入四通时,它有理想的工作氛围和人际关系,当它们发生变化时,我努力促使其不往负的方向转变。比如后来公司里一度提倡“打工文化”,我当时就站出来反对这种提法。我认为,最初大家集中在一个旗帜下是为了完成一个共同的事业,做成中国的IBM,这才奋不顾身、不计代价、废寝忘食、忘我投入,而当四通积累到一定程度,却要大家树立打工意识,无形中就有人成了老板。

  当年我分别向万润南和段永基提议做电脑业务,他们都拒绝了。不过,让我痛心的不只是技术上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更重要的是四通已经很少有人把精力放在办企业、做产品上了。它如夕阳西下,不可能再现往日的辉煌了,而我把最好的一段青春年华(39~47岁)完全献给了它。因此这种失望痛彻心腑,离开深通公司(四通子公司)时,我当着全体人员的面,眼泪哗哗地往下流,我想离开四通时当众嚎啕大哭的应该没有第二人了。

  当主管一个企业时,无论有多少派系,我一定会去消除,让他们转到统一的目标上来。在利德华福,总工程师曾向我挑战,要组织干部签名,向董事长反映,说我的做法在毁灭企业,请我离开。我当时就说:“不用组织签名了,现在就给董事长打电话。如果他用我,你只有两条路:一是按我说的做,因为我办过企业,并且成功过,你没办过企业,不知道企业怎么回事;二就是离开。”我一打电话,老板说:“企业全权由你负责。”我说:“现在怎么办?”总工程师于是只能说:“我离开。”

  无力改变公司政治时的离去与我做人的原则有关。生命短暂,特别是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浪费了10年青春的人,生命尤其宝贵。我常想,人在这个地球上只走一次,是否应该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意义的权力斗争中去?我不能,绝不。有希望时,必须解决这一切,无法改变时,一定不能无休无止地纠缠其中。实践证明,每次新的企业都给了我新的空间做新的事情。有的人虽然明知自己不喜欢所在的环境,却因为残存的一点利益耗在那里,这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我绝不这样。我宁可把每一段精彩串起来组成人生的精彩,也不愿意曾经精彩,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为了一点利益守在那里一直到死。

  我对很多员工说:“如果工作有不顺心的地方,千万不要采取那样一种态度:‘我就不给他好好干,泡也泡死他’。”这是错误的,要勇敢地提出建议。也许有人会说,这和中国传统的“戒急用忍”哲学相违背,但“忍”是有限度的,非根本性、非原则性、非有损人格的事情可以忍耐,但当企业已经无望,所有建言不被采纳甚至已不再被信任时,就应该选择离开。当然每个人有自己的判断,有人什么事情都能忍,但我不能。在华为时,我曾明确对孙亚芳说:“如果有一天老板无缘无故骂我,有损我的人格,我会立刻拂袖而去。”不过话又说回来,任正非5年来从未骂过我,但我仍然选择了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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